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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社会力量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益的思考

—-从日本、英国和美国的经验谈起

政府工作的重心是公共服务，这一点国内外都差不多。然而各国的政体不同，治理模式也有所不同，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定位和角色也会不同，管理方式常常有很大区别。

例如在对待公共图书馆的问题上，面对金融危机和经济景气下滑，近年来日本、英国和美国都分别采取了不同对策。

日本的做法很干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逐渐尝试委托社会力量办文化，从部分委托到全面委托，不管你图书馆同意不同意，政府坚定不移，硬是要把委托制进行到底，今天第三方管理已经成为公共图书馆界的一种常态，初期效果不错，主要是服务更好了，近年来产生了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企业追求短期效益，挤占、挪用公共资源和设施而弱化了公益性服务，忽视了图书馆的文化积淀功能和职业性的发挥。

英国政府近年来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政策，对公共图书馆采取了“甩包袱”的做法，把公共图书馆交给地方政府负担，你要关闭，你要削减是你地方政府的事。结果造成图书馆数量和经费大滑坡，在过去六年里，英国已经关闭了全国近10%的图书馆，达343家，同时有232家交给社区团体运营，这一趋势目前还在继续。

美国则不同，在进入新常态经济之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都非常重视并促进图书馆的变化，主要是服务转型，逼着图书馆穷则思变。转型的主要方向就是数字化网络化，就是在数字环境下继续实现图书馆保存文化、终身教育、交流信息和休闲娱乐的四大职能。虽然，美国公共图书馆投入在金融危机的几年里有所下降，但近几年已恢复了元气，对图书馆的投入开始呈逐渐上升趋势。

由此可以看出这三个国家在图书馆事业管理方面的做法完全不同：

日本通过强势的国家政策干预图书馆事业发展，并从政策或法律上修改不利于社会化管理的条款，有不少政策的确发挥了好的作用，依靠低成本保证了基本服务，但也有一些引起争议的做法，如删除馆长任职条件，虽然降低了职业要求，但对图书馆服务也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英国的政策有明显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中央文化主管部门呼吁各地政府要重视图书馆，但另一方面又没有切实措施阻止图书馆关闭和经费削减的势头，甚至连刚开馆不久的伯明翰中央图书馆也出现大规模裁员和削减的窘境，实际上是放弃了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主导职能。

美国的做法看起来值得我们借鉴，政府不是把图书馆看做是一种累赘，而是要求图书馆与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并在国家信息化、教育等战略中明确了图书馆的位置，比如要求图书馆参与培训新型劳动者、推进信息素养教育等，同时充分依靠图书馆行业组织的力量，如美国图书馆协会等，从行业指导层面积极研究和推出各类白皮书蓝皮书研究报告和培训交流计划，推进转型和创新。政府和行业这两股力量有力地推动着图书馆的发展。

以上可以看到，这三个国家的共同之处是，都大力采用了社会力量的参与和帮助，做法和方式各有不同，效果也有所不同。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事业，看上去可以弥补政府财力不足、服务难以全面覆盖问题，实质上是文化的主导权和价值观问题。对我国而言尤其如此。

首先，这个问题与我们对文化发展根本动力的认识有关。在基本文化理念层面，我们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我们当然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群众是当然的文化建设主体，通过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培养现代公民对核心价值的认同，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第二，这个问题与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有关。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大智移云（大数据、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的时代，是从移动互联网走向万物互联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自下而上，一是跨界合作。自下而上意味着社会化、众包、集体智慧，也意味着创新之源在基层、在民间；跨界合作意味着媒体融合、虚拟团队、全球合作。这两个特征要求我们打破工业文明的大规模标准化和高度分工，建立基于信息文明的个性化长尾化和高度协作。

第三，这个问题与我们的发展观念有关。我们不具有公民社会的基础，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对政府治理来说是一项新生事物，也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就首先需要在观念上进行更新。就公民社会的基本组成“社区（community）”这个词而言具有社区和社群双重含义，Web2.0以来的互联网经济所依靠的主要就是社群的力量，强调把人的活力充分地调动了起来，使得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都有机会参与社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蓬勃发展有赖于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有赖于我们对网络社会人际交流和民众自组织创新形态的重新认识，只有当民众充分地发动了起来，社区和社群活力充分地激发了出来，公共文化服务才能真正得到高效率的发展。

第四，这个问题与我们目前的体制机制有关。以前公共服务都是由政府提供的，现在大家基本上已形成了共识，即公共服务不一定非要由政府直接提供，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政府购买或与民间合作的方式效率会更高。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放手让民间参与、如何让民间参与，如何让老百姓参与考核而不仅仅是政府满意，还远没有达成共识，政府管得太多、管得太死、指标一刀切、配套跟不上，又急于树立典型、形成模式、显示政绩，基层政府不堪重负、疲于应付，经常是只能做做表面文章，真正有兴趣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可能一腔热血而不得其门而入，或轰轰烈烈开头却弄成烂尾楼，最终也只能望洋兴叹、望而却步了。

最后提是几个建议：

第一，尽快研究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法律和政策问题，明确可为不可为与如何为的问题，并进一步制订促进与鼓励的具体政策措施，经过试点修订后推广实施。

第二，尽快着手解决有利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改革的体制和机制问题。社会力量参与是大势所趋，但参与方式有多种，什么模式更适应于我国的实际则需要做深入研究，即使在国内，东西部之间以及东部之间和西部之间差异都很大，不能搞一刀切。

第三，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及其功能的整合共享。新常态经济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因此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政府投入不能过于乐观，从国外发展趋势来看，政府对文化的投入不断减少。因此国外不少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复合型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的措施和办法。现在文化数字资源建设也深受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不仅有数字图书馆，还有数字文化馆，数字馆也应该提倡复合型模式，千万不能各搞一套，浪费资源。建议国内早做准备，在资源整合和共享上花大力气。否则一旦政府投入减少甚至断奶，公共文化服务将出现大幅滑坡或前功尽弃的倾向。

第四，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智慧服务等相关技术，开发并联接蕴藏于基层和社区的各类人群和资源，定位不同需求，实现精准服务，促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创建和成熟。公共文化服务是惠民工程，惠民工程不能只让少数人受益，要真正体现普遍均等，必须解决面对多样化需求时的众口难调问题，只有多样化的供给才能满足长尾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这就需要充分依靠群众智慧，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定位和精准投放。这是更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此也需要我们做出超越以往的、更大的努力。

（吴建中，刘炜：在中传大学公共文化论坛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