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正在改变许多东西,一些东西是我们不敢想象的。
例如文本的确定性、权威作者对文本的“权威性”、完全不相干内容拉在一起而产生非线性联系等,在数字人文中,作者仿佛成了其所创造的内容的工具和附属物,就像凯文凯利(来自于马克卢汉)把人反身为技术的繁殖工具一样,语言的变迁使得使用语言的人变成客体而不再重要。
这种不确定性和主次颠倒正是后现代的特征,似乎后现代性对于数字人文来说是来得太晚了。批判学派又将这种现象当做过去几十年来学术界高度专业化、学科沟壑日渐加深、科研经费日渐向一些不产生新价值的学阀集中的革命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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