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科学与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遗存

第一篇：一个天主教微观世界的创生

第一章 神圣的继承：耶稣会徐家汇基地的战略奠基

战后背景与耶稣会的重返 

耶稣会的重返，必须置于1842年后中国全新的政治现实中加以审视。1844年《黄埔条约》的签订，为法国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购地建堂提供了法律框架，为他们重返中国创造了必要条件。在法国政府与宗教组织的资助下，新一批耶稣会士怀着复兴的使命感抵达中国。他们继承了第一代传教事业的遗产，但所处的政治环境已截然不同。

上海与徐家汇的战略选择 

当时耶稣会江南传教会会长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神父经过审慎研判，决定放弃重返北京的计划，转而将上海作为其教务活动的中心。这一决策极具战略远见。徐家汇的选择更是一次高明的象征性政治操作。通过在明末杰出的天主教徒、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的故里建立基地，耶稣会完成了一次强有力的合法性建构。

这并非单纯的情感寄托，而是一项旨在将自身与本土、精英且备受尊敬的中国天主教传统相连接的战略举措，直接将其19世纪的传教事业与利玛窦时代的“黄金时期”联系起来。这种策略，可以被视为一种“传统的发明”。虽然历史联系是真实的，但在19世纪中叶的特定背景下对其进行突出强调，服务于一个非常现实的目的。在一个充满敌意或漠视的环境中，将自身与徐光启这样一位儒家士大夫的典范人物联系起来，为耶稣会提供了巨大的“象征资本”。此举将其使命的话语从一次“入侵”转变为一场“回归”——即复兴一种虽曾沉寂但根植于本土的、真正的中国思想与精神传统。这不仅预先反击了本土主义者视其为外来异质力量的指控，也体现了其地理选择与意识形态策略的深度融合。

第二章 构建新耶路撒冷：徐家汇社群的制度建构

完备的制度复合体 

耶稣会有条不紊地构建了一个功能完备的社群。其规模远超一座单纯的教堂，囊括了大小修院，以及至关重要的女性修会机构，如收纳了献堂会和拯亡会修女的圣母院。这种平行社会结构的建立，是其培养多代天主教徒社群长远愿景的基石。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些机构，如善牧院，还承担了救济难民的社会功能，为战乱中的民众提供庇护。

土山湾孤儿院：文化的熔炉 

成立于1864年的土山湾孤儿院，在徐家汇事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初衷是慈善性的，旨在收容和教育孤儿，但它逐渐演变为一个集艺术与技术培训于一体的中心。院内设有绘画、雕塑、木工等工场，以及当时技术最先进的印刷所之一。

徐家汇的整体建构，特别是土山湾孤儿院的设立，可被理解为一种“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的实践——一个旨在将其成员与外部世界隔离，并灌输特定世界观的封闭社群。其目标是培养虔诚的天主教徒和生产宗教艺术品。然而，其提供的高水平技术与艺术训练，却产生了意义重大且始料未及的世俗影响。在土山湾接受培训的艺术家，如徐咏青，成为了上海商业艺术界的先驱，对“月份牌”广告画的发展做出了著名贡献 5。为印刷宗教文献而设的印书馆，也成为科学与学术著作的重要出版机构。这揭示了一个关键的动态过程：传教事业试图创造一个封闭的天主教世界，却无意中培养了专业人才、发展了先进技术，从而为上海的世俗、商业和现代化文化注入了活力。这个微观世界无法保持绝对封闭，其影响力以其创建者未曾完全预料的方式，渗透到了周边的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