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科学与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遗存

第三篇：调适与冲突的话语

第六章 翻译上帝：裨治文、圣经与“译名之争”

上海的背景 

尽管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19世纪的上海同样是新教传教的重要中心。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于1847年移居上海，同年耶稣会在此建立中心，他成为一场关键辩论的核心人物。

“译名之争” 

这是一场在新教翻译家中就“God”的中文译名问题展开的激烈而持久的辩论。主要分为两大阵营：

• “上帝”派：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Medhurst）等人领导，主张使用中国古典文献中的“上帝”一词，认为它代表了中国本土古已有之的一神教观念，可以为基督教所用。这种方法与耶稣会的“补儒”策略惊人地相似。
• “神”派：由裨治文等美国传教士领导，认为“上帝”是一个特定的异教神祇，使用该词会导致信仰上的混合主义。他们主张使用更通用的“神”一词，尽管该词有复数的含义，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更安全、更中性的术语，可以被赋予基督教的内涵。裨治文翻译的圣经版本就反映了这一选择。

《中国丛报》与思想论战 

裨治文利用其创办的、颇具影响力的期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作为论战平台，这表明这些神学辩论同时也是公开的思想竞赛。

这场“译名之争”本质上是天主教“礼仪之争”的新教版本。两场争论都围绕着同一个根本问题：基督教神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调适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接触点”？“上帝”派如同耶稣会士，在中国经典中看到了“福音的预备”（praeparatio evangelica）。而“神”派则像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等耶稣会的批评者一样，认为面对的是一个需要被取代而非调适的异教文化。将裨治文在上海的角色置于更广阔的传教士思想生活背景中进行分析，揭示了贯穿新教事业的一条平行的意识形态断裂线，这反过来也加深了我们对这两场冲突的理解。

第七章 旧伤与新战场：“补儒易佛”策略与托钵僧会的对立

复兴的耶稣会策略 

19世纪在徐家汇的耶稣会士是利玛窦思想的直接继承者。他们延续了“合儒、补儒、易佛”的策略。他们试图与儒家寻找共同点（“合儒”），声称通过加入基督教的启示来恢复儒家更纯粹的本源（“补儒”），并猛烈攻击佛教，视其为对手和腐蚀人心的学说（“易佛”）。

托钵僧会的反对立场 

与此相反，如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等托钵僧会，主要在福建等其他地区建立传教点，他们维持了其历史上对任何形式调适策略的强硬反对立场。他们将祭祖、敬孔等习俗视为绝不可容忍的偶像崇拜，与基督教信仰不相容。他们的方法侧重于严格遵守欧洲的礼仪规范，并与地方习俗保持明确的界限。

“礼仪之争”的持久遗产 

19世纪的这种摩擦，是导致康熙皇帝在18世纪初颁布禁教令的“中国礼仪之争”的直接延续。尽管教宗禁止中国礼仪的谕令已历经数百年，但它仍然塑造着不同修会在实地的传教方针。

下表对两种传教策略进行了比较分析。

表2：耶稣会与托钵僧会在华传教策略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