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3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了长达28页的《赢得AI竞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Winning the Race: American’s AI Action Plan），标志着美国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的重大转向。该计划并非孤立的政策声明，而是延续了特朗普2025年1月底上台后立即签署的第14179号行政令（旨在“移除美国AI领导障碍”）。这份蓝图与同日签署的三项配套行政令一道，构成了从“撤废旧规”到“系统布局”的完整战略跃迁，明确勾勒出一条“去监管-基建扩张-全栈输出+意识形态把关”的路线，旨在确保美国在21世纪这场决定性的技术竞赛中取得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

计划背景与意图：从“安全优先”到“创新至上”

该行动计划的出台，反映了美国AI政策从拜登政府时期向特朗普政府的根本性转变。在2024年，拜登政府通过出台《关于推进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国家安全目标，以及促进人工智能的安全、安保和可信性的备忘录》等5个文件，强调通过创新、负责任的技术开发和治理来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并特别关注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中的应用以及技术的安全性和伦理性。2023年10月，拜登政府还曾发布一项行政命令，旨在应对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模型带来的网络安全、化学或生物武器扩散以及算法偏见等风险。该命令要求对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公共卫生或安全构成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开发商，在向公众发布前必须与美国政府分享安全测试结果。

然而，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撤销了拜登签署的人工智能行政令，并在此次《行动计划》中明确寻求废除拜登政府的努力，转而优先考虑人工智能的创新和应用。特朗普政府的意图非常明确：不惜一切代价，引领世界人工智能，通过创新、负责任的技术开发和治理，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他任命风险投资人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担任其人工智能顾问，以获得专业建议和指导，更好地推动AI产业发展。这一系列举措旨在积极推动美国AI产业发展、争夺全球领导地位。

核心内容与政策特点

《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包含90余项政策行动，围绕三大核心支柱展开：

1. 加速AI创新与去监管化：

• 废除限制性法规： 特朗普政府撤销了拜登时期强调AI安全与公平的行政令，代之以“创新优先”原则，要求各联邦部门清除阻碍AI发展的规则。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将在60天内牵头，要求所有联邦机构识别并提议废除或修改阻碍AI发展的法规。
• 限制州级监管： 计划通过联邦资金分配施压，对严格监管AI的州削减拨款，预示着联邦资金将引导到那些没有颁布与特朗普政府相冲突的人工智能政策的州。
• “意识形态校准”： 这是最具争议的特点之一。计划明确指示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修订其《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AI RMF），移除或淡化其中关于“错误信息、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气候变化”等社会伦理层面的考量。同时，更新联邦采购指南，要求政府仅采购“客观、无意识形态偏见”的大语言模型，明确将DEI、批判性种族理论等列为需要避免的“意识形态教条”。这实质上是利用联邦政府的市场力量，对AI模型进行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审查和校准。
• 鼓励开源与开放权重模型： 计划为开源和开放式人工智能模型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商务部被指示召集利益相关方，推动中小企业采用开放模型，这可以降低实验门槛并扩大尖端工具的获取渠道。

2. 建设AI基础设施：

• 简化建设许可： 计划要求大幅简化和加速数据中心、芯片工厂及相关能源设施的许可流程，例如为数据中心相关活动设立新的《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分类豁免，以规避冗长的环境影响评估。
• 能源与电网升级： 面对AI数据中心惊人的电力消耗，计划将能源安全置于优先地位，明确提出要“防止关键发电资源的过早退役”（如煤电、天然气和核电站），倡导大力发展核裂变、核聚变和增强型地热等“技术前沿”的能源。
• 人才与供应链建设： 计划认识到电工、HVAC技术人员、管道工、芯片工艺技师等熟练技工的短缺是关键瓶颈，责成劳工部牵头，联合教育部、能源部等，推出全国性的“高需求职业”培训计划。

3. 主导国际AI秩序：

• 建立技术出口联盟： 计划将美国AI技术优势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通过建立技术出口联盟，向盟友和伙伴国家提供“全栈AI出口套餐”（硬件、模型、软件、标准），旨在建立以美国技术为核心的全球生态。这被视为数字时代的“马歇尔计划”，试图通过提供一揽子技术援助和商业解决方案，将伙伴国家深度整合进以美国为核心的技术、经济和安全体系中。
• 强化对华技术封锁： 计划加强对AI算力（特别是通过云服务）的出口管制执行，堵住现有针对中国等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规则中的漏洞，并禁止美国芯片用于中国AI训练。同时，提出“芯片护照”追踪技术流向，防止敏感技术流入“高风险国家”。
• 推进价值观外交与标准主导： 计划明确提出，美国要在国际标准制定组织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确保全球技术标准能够反映所谓的“美国价值观”，旨在争夺全球数字治理的话语权。

总体而言，这份计划展现了积极且全面的特点，不仅是技术蓝图，更承载了美国重塑全球科技格局的雄心。它强调“创新优先”而非“安全优先”，将国内文化议题深度嵌入国家技术战略，并着重于物理基础设施的“硬实力”建设。

对欧洲相关政策的隐含反省

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的“去监管”路径与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等更为严格的风险管控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计划中对“繁琐的监管制度”的清除以及对“错误信息、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气候变化”等社会伦理考量的移除或淡化，可以被视为对欧洲等地区倾向于将这些社会伦理风险纳入AI治理框架的一种隐性反省或对抗。美国认为，过度监管可能阻碍创新步伐，而其新政策旨在通过减少对AI企业的约束，刺激AI产业的创新和发展。这种分歧可能加剧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竞争与分化，促使其他主要经济体探索不同的技术路径和监管思路。

发展与安全的权衡

该计划在发展与安全之间进行了复杂的权衡，但整体上呈现出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护发展的双重逻辑：

• 优先发展与创新： 计划通过大规模投资（如“星际之门”项目计划投资5000亿美元建设AI基础设施）、减少监管约束、简化审批流程和人才培养，旨在最大限度地释放美国AI产业的创新活力和经济竞争力。
• 国家安全作为核心驱动： 计划明确将AI视为国家实力基础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强调其在国家安全中的应用。美国国防部（DoD）长期致力于将AI技术整合到更复杂的工程系统中，并遵循既有的道德框架，如负责、公平、可追溯、可靠、可控等原则。计划要求为军方和情报界建设高安全性AI数据中心，以抵御国家级网络攻击。
• 安全风险的应对： 尽管特朗普政府在政策上淡化了AI的社会伦理风险，但计划仍包括应对深度伪造技术（Deepfake）风险的措施，如签署《移除它法案》（TAKE IT DOWN Act）以保护公众免受非自愿性相关深伪内容侵害。此外，也关注加强网络安全，包括利用AI技术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和确保AI系统具备“安全设计”属性。在生物安全方面，计划要求联邦资助科研机构使用具备严格核酸序列筛选和客户验证程序的工具，以防范恶意行为者利用AI合成有害病原体。
• 潜在的矛盾： 一方面，撤销严格的安全标准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AI技术应用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联邦采购的“思想门槛”可能导致开源社区出现“联邦合规”的特殊分支，削弱开源本应带来的自由度和多样性。这种维持技术霸权与确保供应链稳定之间的张力，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内部（如商务部与国防部）在决策上的矛盾和立场变化。

美国领导力与对华竞争

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以明确的“中国”针对性，旨在确保美国在与中国的AI竞赛中保持领先地位。

美国追求领导地位的策略：

• 投资与创新： 美国在AI私人投资方面遥遥领先，2024年达到1091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近12倍。微软和Meta等科技巨头已投入巨资建设AI基础设施和进行模型评估。产业界在标志性AI模型研发中占据主导地位，2024年近90%的前沿模型源自产业界。
• 技术标准与价值观输出： 美国试图通过输出“全栈AI出口套餐”，建立以美国技术为核心的全球生态，并通过在国际标准组织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将所谓的“美国价值观”嵌入全球技术标准，以巩固其在AI治理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 人才优势： 美国在培养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ICT）毕业生方面持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中美AI发展路径与治理理念的差异：

• 主导模式： 美国侧重私营企业主导研发，政府主要负责资金引导和标准制定，强调市场竞争和技术开放。中国更强调国家规划与政策协调，通过行政推动和科研机构、龙头企业联动，集中研发能力。
• 技术路径： 美国偏重大规模算力和通用大模型的开发，强调技术标准的国际输出。中国则注重场景驱动的算法优化和应用落地，在有限算力条件下提升模型效率，并与政务、制造、金融、医疗等领域结合。
• 监管取向： 美国强调放松监管，限制联邦和州的权限，强调“无意识形态偏见”。中国更强化合规、数据安全、内容审查和伦理先审。
• 国际路线： 美国通过输出标准、技术、资金，锁定盟友生态。中国则输出“全球AI治理倡议”、推动“一带一路”算力节点。
• 人才政策： 美国注重再培训本土工人，并向高技能移民倾斜。中国通过高校AI专业扩招，实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形成人才培养和供给。
• 产业落地： 美国更侧重AI SaaS、国防、金融和医疗。中国更侧重AI+制造、AI+安防、AI+政务。

• 美国对中国的对抗措施： 美国持续加强对华技术封锁，扩大芯片制造设备出口管制，禁止美国芯片用于中国AI训练。此外，美国务院和白宫还通过在国际讨论中排斥中国参与、操纵国际议程设定等方式，弱化中国在国际机制中的影响力。美国甚至将技术交流意识形态化，以所谓“保护人权”为由强化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体系、贸易审查和投资限制等打压措施。

中美竞争格局下中国的对策

面对美国以“势在必得的竞争”态势所发布的AI行动计划，中国需要采取多维度、系统性的对策，这些对策已经在刚刚结束的“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得到一定体现：

1. 坚持自主创新与技术自立： 在核心技术领域，特别是半导体和通用大模型方面，中国应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可控能力。虽然美国强化芯片管制意在阻断中国技术整合，但中国应坚持场景驱动的算法优化和应用落地，在有限算力条件下提升模型效率。这包括加强基础研究、突破关键瓶颈，并构建稳固的国内供应链。
2. 拥抱开放生态与“软实力”输出： 美国计划已认识到开放模型的地缘战略意义。中国应充分利用其在开放模型方面的优势，通过提供可根据本地需求定制的人工智能系统（涵盖医疗、教育、劳动力等领域），赢得国际认可，并成为包括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智能捐助者。通过广泛共享人工智能的益处，中国可以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3. 积极参与并塑造全球AI治理： 面对美国试图主导国际AI秩序和推广其价值观的努力，中国应继续积极参与多边国际组织（如联合国、G20）关于AI治理的讨论，并倡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的“全球AI治理倡议”。在标准制定上，争取话语权，推动形成更加包容、普惠、公平的国际规则，避免AI治理碎片化和阵营对立。同时，可以利用美国官僚机构内部在权力博弈和安全驱动之间的决策矛盾，寻求外部协调的可操作空间，争取维护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稳定的共同利益。
4. 强化AI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保障： 认识到AI竞赛已扩展到物理基础设施的“硬实力”比拼，中国需要继续投资建设高性能算力中心，优化能源结构，保障AI发展所需的电力供应。同时，加强AI相关蓝领人才的培养，满足基础设施建设对熟练技工的需求。
5. 深化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 中国应继续扩大高校人工智能专业招生，并通过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加快培养高水平AI人才，满足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需求。同时，关注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提前布局职业技能培训和再培训项目，确保劳动力队伍适应AI时代的技能需求。
6. 维护技术交流的非政治化： 坚决反对美国将技术交流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做法，倡导开放、合作、非歧视的全球科技合作环境，避免技术壁垒阻碍全球AI健康发展。

总而言之，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全面升级，涉及技术、经济、地缘政治和价值观多个层面。中国的对策需在自主发展与全球合作之间找到动态平衡，既要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又要积极塑造有利于多边合作的国际环境，承担“负责人大国”的责任，以应对挑战并抓住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