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回: 两块大陆的故事——华盛顿对布鲁塞尔模式的拒绝

在大西洋的两岸，两种截然不同的AI治理哲学正在上演一场静悄悄的文明冲突。一边是华盛顿的"硅谷冲刺"——崇尚速度、竞争至上、创新为王；另一边是布鲁塞尔的"欧洲审慎"——强调权利保护、风险预防、价值优先。这不仅仅是政策分歧，更是对"技术应该服务于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不同回答。

当美国副总统万斯于2025年7月在全球AI峰会上宣称"我们不会让欧洲式的官僚主义扼杀美国的创新精神"时，他实际上是在向全世界宣告：美国选择了一条与欧盟截然不同的AI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将重新定义全球技术治理的基本范式。

布鲁塞尔效应的AI版本

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AI Act）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人工智能进行全面立法规范的尝试。这部长达459页的法律文件，花费了四年时间才最终通过，其复杂程度和涵盖范围都堪称史无前例。

该法案的核心是一个基于风险的分层监管体系：禁止"不可接受风险"的AI应用（如政府社会评分系统、情感识别、生物识别监控等）；对"高风险"AI系统（如关键基础设施、教育评估、招聘系统等）实施严格的合规要求；对"基础模型"设定算力门槛和透明度义务；对其他AI应用实施相对宽松的透明度要求。

这种方法论的背后是典型的欧洲治理理念：通过事前规范来防范潜在风险，即使这意味着要承受创新速度放缓的代价。在布鲁塞尔的逻辑中，技术必须服务于人类尊严和基本权利，任何可能威胁这些价值的技术应用都应该被严格限制或完全禁止。

华盛顿的激进反叛

特朗普政府对欧盟模式的拒绝是全方位的。在他们看来，欧盟的做法代表了一种"技术卢德主义"——因为害怕变化而试图阻止进步。新的美国AI政策明确表示要避免"繁重的监管框架"，拒绝采用"欧洲式的预防原则"。

这种拒绝在具体政策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欧盟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实时面部识别技术，美国则鼓励执法部门充分利用AI技术；欧盟要求高风险AI系统必须通过第三方认证，美国则推崇行业自律和事后监管；欧盟强调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美国则优先保护商业机密和技术优势；欧盟关注AI对劳工权益的影响，美国则强调AI对经济竞争力的提升。

更深层的分歧在于对"AI偏见"的不同理解。欧盟将算法偏见视为必须预防的系统性风险，要求AI系统在设计阶段就考虑公平性和非歧视原则。特朗普政府则将"觉醒AI"视为更大的威胁，担心过度的公平性考虑会导致AI系统的"政治正确化"，从而影响其准确性和效率。

两种现代性的碰撞

这种分歧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欧美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传统。欧洲的现代性更多地受到二十世纪极权主义历史教训的影响，因此更加重视对权力滥用的防范和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从《欧洲人权公约》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欧盟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以个人尊严为核心的技术治理框架。

美国的现代性传统则更多地体现为对创新和竞争的崇拜。从硅谷的"快速行动，打破常规"到华尔街的"适者生存"，美国文化中的进步主义基因使其更容易接受技术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更愿意为了创新优势而承担潜在风险。

这种文化差异在AI治理上的体现尤为明显。当欧洲人担心AI会加剧社会不平等、侵犯个人隐私、威胁就业机会时，美国人更担心的是在AI竞赛中落后于中国、失去技术优势、错失经济机遇。

监管竞争的新维度

有趣的是，华盛顿与布鲁塞尔的分歧正在催生一种新型的"监管竞争"。过去，这种竞争主要表现为"向下竞赛"——各国为了吸引投资而放松监管标准。但在AI领域，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更复杂的动态。

欧盟试图通过"布鲁塞尔效应"将其AI治理标准推广到全球。由于欧盟是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之一，跨国科技公司往往不得不按照最严格的标准来设计其产品和服务。这意味着即使其他国家采用较为宽松的AI政策，企业仍然需要满足欧盟的要求才能进入这个重要市场。

美国则试图通过"技术标准外交"来推广其治理模式。特朗普政府的"全栈AI出口计划"不仅包括硬件和软件，还包括技术标准和治理框架。通过让盟友国家采用美国的AI技术栈，华盛顿希望在全球AI治理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企业的两难选择

这种跨大西洋的AI治理分歧正在给全球科技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它们需要满足欧盟严格的合规要求——进行算法影响评估、建立人工审核机制、提供算法解释等；另一方面，它们又要应对美国政府的"反觉醒"要求——确保AI系统不包含"意识形态偏见"。

更复杂的是，这两套要求在某些方面是相互冲突的。欧盟要求AI系统必须考虑公平性和非歧视原则，而美国政府则担心这种考虑会导致"逆向歧视"。欧盟强调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美国则更重视效率和准确性。这种冲突迫使企业不得不开发多个版本的AI系统，以满足不同市场的监管要求。

谷歌、微软、Meta等美国科技巨头在这种分歧中尤其左右为难。它们既要保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优势，又不能失去欧洲这个重要的收入来源。这种平衡行为的结果往往是技术发展的碎片化——同一个AI系统在不同地区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

第三种道路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国家都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一些国家正在探索第三种道路——既不完全采用美国的自由放任模式，也不完全照搬欧盟的严格监管框架。

新加坡的"沙盒监管"模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国允许AI企业在受控环境中测试创新产品，同时逐步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监管框架。这种做法既保持了创新的灵活性，又避免了监管真空带来的风险。

加拿大的《人工智能与数据法》也体现了类似的平衡思路。该法案虽然借鉴了欧盟的风险分类方法，但在具体要求上更加务实，为企业留出了更大的创新空间。

中国的做法则更加独特——通过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来推动AI发展，同时通过严格的内容审查来确保AI系统符合国家价值观。这种模式既不同于美国的市场主导，也不同于欧盟的权利保护，而是将AI治理纳入了更广泛的国家治理体系。

全球治理的分裂风险

华盛顿与布鲁塞尔在AI治理上的分歧正在带来一个更大的风险：全球AI治理体系的分裂。如果这种分歧继续扩大，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分裂的AI世界"——不同的技术标准、不同的伦理准则、不同的发展路径。

这种分裂的后果是深远的。首先，它会增加技术开发的成本和复杂性，阻碍AI技术的全球化应用。其次，它可能导致"AI民族主义"的兴起，各国为了保护本土企业而设置技术壁垒。最后，它会削弱国际社会应对AI全球性挑战的能力——比如AI安全、AI伦理、AI军备控制等问题都需要全球协调来解决。

历史的回声

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的跨大西洋AI治理分歧让人想起冷战时期的技术竞争。当时，美苏两国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全球各国不得不在其中选边站队。如今，虽然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但技术治理理念的冲突同样激烈。

不同的是，今天的世界更加多极化，选择也更加多样化。除了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模式，还有北京的国家主导模式、新加坡的务实平衡模式等。这种多样性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它为各国提供了更多选择，但也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未来的十字路口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AI治理面临着一个关键选择：是走向进一步的分裂和对立，还是寻找新的合作与协调机制？华盛顿与布鲁塞尔的分歧虽然深刻，但并非不可调和。关键在于双方能否在竞争中保持合作，在分歧中寻找共识。

无论如何，这场跨大西洋的AI治理博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它不仅关乎技术本身，更关乎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AI时代。这是一个值得全人类共同思考的重大课题。

敬请期待：第五回: 失衡的木梁——当"胜利"压倒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