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全球棋局——东方、西方与南方的不同想象
通用人工智能的辩论,远非一个局限于硅谷实验室的内部对话。当我们将视线从技术细节移向全球地图,一幅更为复杂、充满文化与地缘政治张力的画卷便徐徐展开。AGI的研发竞赛,本质上也是一场定义21世纪文明“操作系统”的竞赛。不同的文明体,基于其独特的历史、哲学与政治传统,正对人工智能的未来提出截然不同的想象和治理方案。
三大治理极:监管者、创新者与协调者
当今世界,正围绕AI治理形成三个主要的、各具特色的引力中心:
欧盟:规则的制定者。
欧盟选择了一条以监管为核心的“第三条道路”,试图为这场狂野的全球竞赛设定赛道与规则。其标志性成果《欧盟人工智能法案》(EU AI Act)是全球首个全面性的AI法律框架,它基于风险分级的方法,对AI应用进行严格规管43。高风险应用(如金融、就业领域)面临严格的合规义务,而“不可接受风险”的应用(如政府主导的社会评分系统)则被明令禁止。欧盟的目标是成为全球AI伦理和法规的“标准制定者”,就像其《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一样,将“数字主权”和基于权利的价值观输出到全世界。然而,这一雄心在2025年的实践中也面临挑战,例如,在是否签署旨在简化合规的《通用目的AI实践准则》上,谷歌选择加入,而Meta则表示拒绝,显示出科技巨头与监管机构之间,一场围绕着创新边界的持续拉锯。
美国:创新的加速器。
与欧盟的审慎截然不同,美国在2025年展现出一种转向放松管制、强调全球竞争的姿态,仿佛一个踩下油门就不打算松开的赛车手。其《AI行动计划》将联邦资金与各州采纳更宽松的AI法律挂钩,旨在加速创新,巩固其技术领先地位。美国更将AI技术的出口与其地缘政治盟友体系紧密绑定,试图构建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排他性的技术联盟。其战略的核心,是通过不受束缚的创新来赢得与中国的竞赛,并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全球影响力。
中国:国家主导的协调者。
中国的AI发展模式则体现了强烈的国家意志和集体主义色彩。其治理方法优先考虑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一方面,中国对AI生成内容等领域实施严格的规定,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意识形态控制;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积极倡导开放合作和多边主义。在2025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等场合,中国提出全球AI治理框架,呼吁技术共享和建立对话机制,其姿态往往比美国的联盟战略显得更具包容性,尤其对那些不愿在地缘政治中“选边站”的国家更具吸引力。
全球南方的声音:后殖民主义的警示
在这三大极的博弈之外,一个日益重要的声音来自全球南方。以蒂姆尼特·格布鲁(Timnit Gebru)等研究者为代表,他们带来了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批判视角。他们尖锐地指出,西方主导的AGI辩论,特别是对遥远未来的“存在风险”的过度关注,实际上分散了人们对AI在当下对边缘化社区造成的具体伤害的注意力。这就像一群富人在讨论未来豪宅的防火系统,却无视了脚下贫民窟正在燃烧的现实。这些伤害包括:算法偏见加剧社会不公、监控技术被用于压迫、以及数字殖民主义——即发达国家利用其技术优势,从发展中国家攫取数据和市场,却不分享其利益。
这些来自南方的声音,引入了“认知正义”(epistemic justice)等重要概念,追问“谁的价值观被编码进了AI系统?”以及“谁从AI的发展中获益?”1。他们还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的伦理框架,例如非洲的“乌班图”(Ubuntu)哲学——“我存在因为我们存在”——强调社群福祉和相互依存,为思考AI对齐问题提供了新的维度。印度等国则在实践中探索“第三条道路”,既不愿全盘接受美国的自由放任,也警惕中国的国家控制,而是寻求一种平衡创新与安全、强调透明和独立评估的模式,以避免在技术上成为他国政治斗争的附庸。
这些深刻的文化和政治分歧,正在塑造一个潜在的“AI版裂网”(Splinternet of AI)。正如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互联网审查和数据隐私规则一样,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针对不同监管体系训练和调整的、互不兼容的AI生态系统。一个为遵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而设计的AI,其行为和价值观可能与一个在美国市场追求最大化利润或在中国服务于国家战略的AI截然不同。这将对全球的科学合作、商业往来乃至和平稳定构成深远挑战。更深层次来看,这场地缘政治竞赛本身,就是“控制问题”在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宏大投射。正如一个智能体会为了自我保存而寻求权力一样,国家在面对可能带来决定性战略优势的AGI时,也会陷入一场“囚徒困境”。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全球合作、安全优先是集体最优解,但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最“理性”的个体选择似乎都是加速研发,以防被对手超越1。这种根植于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博弈逻辑,或许才是通往安全AGI之路上最难以逾越的障碍。它告诉我们,最终极的对齐问题,可能不是对齐机器与人类,而是对齐人类与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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