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人工智能(AI)浪潮中,声音嘈杂且分化:有人为了融资高喊通用人工智能(AGI)触手可及,有人为了博眼球制造“AI毁灭人类”的恐慌。在这场热闹的全球喧嚣中,冷静而理性的声音尤为稀缺。David Siegel——既是资深科学家,又是成功的投资人,甚至已实现财务自由(post-economic)的实践者——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声音。他并不随波逐流,而是从个人经历、实践检验、批判性思考出发,描绘出一幅更务实的AI未来图景。
从MIT到Two Sigma:早期启蒙与世界观的形成
Siegel的AI旅程始于童年,得益于母亲的学术背景,他在10岁出头就接触到了当时极为稀缺的超级计算机和打孔卡。不同于电影《2001太空漫游》式的浪漫幻想,他真正的兴趣源自对计算机本身的痴迷,以及那个时代计算机人共同的疑问:机器的智能究竟能走多远?
这种好奇心最终将他引向了MIT AI实验室。在那个年代,MIT、斯坦福和卡内基梅隆几乎代表了AI研究的全部。这段经历深刻塑造了他的学术气质——AI实验室并不是创业孵化器,而是一个培养好奇心驱动、敢于挑战边界的年轻人的场所。后来,他将这种文化带入了Two Sigma,形成一种既注重科学探究、又鼓励突破边界的企业氛围。
对主流技术路线的冷静批判
作为仍坚持每天写代码的“黑客”式科学家,Siegel对Transformer架构的质疑显得尤其真诚。他认为Transformer固然是巧妙的发明,但它的本质仍是“下一个token预测器”。如今,整个行业几乎把它神化为“通向智能的唯一道路”,这不仅是一种错觉,甚至可能是一种风险。
对比国际现状:
-在美国硅谷,几乎所有大公司(OpenAI、Anthropic、Google、Meta)都在不惜代价扩大Transformer模型的规模,试图用“堆算力”的方式向AGI逼近。
-在中国,百度、智谱、阿里、腾讯等公司同样投入巨资,追赶参数规模和推理性能的竞赛。国家层面也在支持“人工智能+”行动,强调产业应用落地。
但问题是:Transformer是不是唯一的答案?Siegel认为未必。事实上,国内学界也有类似反思:从符号主义、类脑计算,到强化学习与知识图谱融合,中国不少研究团队正在探索多样化的技术路径。相比资本裹挟下的单一赛道,中国科研体制如果能保持战略耐心,也许反而更容易孕育“另一个范式”的突破。
实践检验:AI编程的“效率陷阱”
Siegel亲自尝试开发AI编程助手,最初惊艳:四天内生成五万行代码。但随着项目复杂度上升,AI在添加新功能时不断破坏已有功能,效率骤降。他的结论是:AI在真正理解复杂系统时仍有巨大鸿沟,生产力提升未必如宣传中那么乐观。
放在中国语境中看:不少互联网公司也在试水“AI程序员”,但遇到的瓶颈相似——小demo很亮眼,工程化落地却困难重重。这其实提醒我们:与其盲目追逐AGI,不如更务实地在工具型AI、行业场景化落地上深耕,特别是医疗、材料、教育这些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领域。
真正的价值:AI作为科学发现的加速器
在Siegel看来,AI最有价值的用途不是炒作融资,也不是虚幻的AGI叙事,而是作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加速器。
他发起的“OpenAthena”项目,正是为了解决大学研究团队缺乏AI工程师的问题,让专业程序员嵌入科学团队,加速从医学到材料科学的突破。
对比中国科研体制:
-我国有庞大的科研群体,但科研人员普遍缺乏软件工程支撑。很多实验室的数据处理仍停留在“研究生手工清洗”的阶段。
-如果国家层面能够推动类似的“科研AI工程师计划”,将专业AI人才配置到科研前线,那么在新能源、药物研发、空间科学等领域,中国或许能抢占“AI+科学”的先机。
这也与国家强调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和“算力下沉到科研院所”方向不谋而合。
文化视角:为什么好莱坞怕AI,日本却爱机器人?
Siegel敏锐地指出,美国大众文化对AI的恐惧,部分源自好莱坞的长期渲染——从《2001太空漫游》到《终结者》,AI几乎总是敌人。相比之下,日本动漫里的机器人往往是伙伴,是守护者。
放在中国文化语境中:
-在中国古代神话里,造物往往是“匠心”的体现(如女娲造人、鲁班发明木鸟),很少被视为威胁。
-因此,中国社会对AI的态度或许更接近“工具与伙伴”的融合,而非彻底的恐惧。这种文化心态,也许能为中国在AI应用层面创造更多包容性空间。
观察者的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AI未来?
从Siegel的叙述出发,我们或许能得到三点启示:
1.警惕单一路径依赖:不要把Transformer神化为唯一答案,中国科研更需要多路径探索。
2.回归科学与工程的本质:AGI的宏大叙事不应盖过基础研究和行业应用的价值。
3.制度与文化的优势:中国的科研体制如果能补齐工程化短板,加上文化层面对技术的积极态度,完全可能在“AI+科学”赛道上实现弯道超车。
结语
David Siegel的声音提醒我们,在资本与叙事的双重迷雾中,AI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明天是否会出现AGI”,而在于它能否切实加速科学发现、改善社会福祉。
对于中国来说,关键在于:如何在追赶国际大模型竞赛的同时,发挥制度优势,建立“科研AI工程师”这样的新型支持体系,真正让AI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加速器。
AI的未来不是被炒作出来的,而是被建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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