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s Make AGI Real

第四部分：冲突、理论与未来

第12篇：哲学的转向：“后人类美学”—— 作为“物”的AI与“施为”

无论是杰森·艾伦（Jason Allen）案中“谁是作者”的法律困境（第2篇），还是《Andersen》案中“学习还是盗窃”的伦理争论（第9篇），抑或是Steyerl与Manovich之间“平庸还是新颖”的美学评判（第11篇），我们似乎都陷入了一个“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的框架。

我们总是在问：AI是“工具”还是“作者”？它是在“模仿”人类还是在“超越”人类？

“后人类”（Posthuman）思潮提供了一个跳出“人-机”二元对立的新视角。它提议，AI不是“工具”（Tool）或“作者”（Author），而是一个与人类共同协作的、具有“施为”（Agency）的“物”（Thing）。

“物转向”与“施为” 

一篇关于“后人类时代施为”的理论文章探讨了这一转向。随着“物转向”（material turn）与“后人类思潮”的开启，我们开始重新讨论“数字艺术的物质性”（digital arts' thinghood）。

关键问题是：当“物”具备一种独特的“施为”（Agency）时，“数字物”（digital things）的“施为”又如何呈现并运行？

术语解释：“施为”（Agency）与“集合体”（Assemblage） 

这两个术语是理解后人类美学的关键，但它们经常被误解。

• 施为（Agency）： 在这个语境下，“施为”并“不等于”“意识”、“智能”或“意图”（Intention）。它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指“行动并产生效果的能力”。一条河流有“施为”（它可以侵蚀河谷）。一场风暴有“施为”。一个AI也有“施为”（它可以生成图像或做出决策）。
• 集合体（Assemblage）： 这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Deleuze）和加塔利（Guattari）的概念。它认为，任何“结果”都不是由“一个”主体（如“艺术家”）产生的，而是由一个异质的“网络”或“集合体”共同产生的。这个“集合体”中混合了人类、非人类、话语、符号和物质。

AI艺术作为“集合体”的涌现 

这种“后人类美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非评判性的分析框架，使我们能以一种新的方式“重述”本系列中的所有案例：

• 重述杰森·艾伦（第2篇）：
• 旧问题：艾伦和Midjourney，谁是作者？
• 后人类问题：《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不是杰森·艾伦（人类）的作品，也不是Midjourney（机器）的作品。它是*“”这个“集合体”（Assemblage）*所共同“施为”的产物。我们不应问“谁是作者”，而应问“这个集合体如何运作并生成了这一结果？”
• 重述雷菲克·阿纳多尔（第5篇）：
• 《Unsupervised》是一个更完美的“集合体”案例。它明确地将“非人类”的“施为”纳入了作品。它是*“[阿纳多尔-AI模型-MoMA档案-大厅光线-观众运动-室外天气]”*共同作用的“集合体”。
• 重述法律风暴（第9、10篇）：
• 《Andersen》案的困境在于，法律试图将这个“集合体”强行拆分为“人类”（艺术家）和“机器”（AI），并用“人类中心”的版权法去审判“非人类”的“施为”。

哲学的解放 

这种“集合体”理论将“AI艺术批判”从“好/坏”的美学评判和“对/错”的伦理审判中解放出来。它不再试图“捍卫”人类的“创造力”，而是转向“描述”这个新的“后人类集合体”的“运行机制”、“权力结构”和它所产生的“新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