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如何共筑智能时代的安全防火墙
一个大模型,在美国训练,调用全球数据,部署于跨国云端,被中国工程师、欧洲企业、非洲学生在同一时刻使用。它能答疑解惑、辅助诊疗,也能制造谣言、操纵舆论、冲击就业。能力的扩散是全球性的,风险的后果却落在某一个具体国家、某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这正是智能时代最尖锐的命题:技术可以无国界,责任不能无边界。共筑“AI防火墙”,要在开放合作中划清安全、伦理、主权与公平的边界。这道墙守的是底线、连的是共识;一旦沦为切割世界的技术孤岛,或以安全之名行封锁之实,便走偏了方向。

这背后是一场资本、算力、人才与平台的综合较量。斯坦福大学《2025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2024年美国私人AI投资高达1091亿美元,约为中国(93亿美元)的12倍;当年美国推出40个“值得关注”的大模型,中国15个、欧洲仅3个。在智能生产能力上,世界并不“平”。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那句“每个国家都需要拥有自己的智能”被反复引用,正因它点破一个新的常识:数据是资源,算力是底座,模型是能力。谁掌握模型、算力与数据,谁就可能在新的认知空间占得先手。
AI的风险具有鲜明的外溢性。一段以假乱真的深伪视频,几小时即可跨越大洋,搅动一国金融与情绪;算力数据集中于少数平台,“智能鸿沟”正叠加在“数字鸿沟”之上;谁握有基础模型,谁就在知识生产与文化表达上拥有隐性权力;跨境服务一旦出错,担责、管辖、追偿都空前复杂。这也可以被理解为数字时代的‘威斯特伐利亚时刻:主权的疆域正从领土、领海、领空,向算力、数据、模型与认知空间“第四次跃迁”,国家安全的边界已悄然延伸到算法内部。AI治理要破解的真正难题,从来都落在三件事上:让权力更可控、风险更可管、发展更公平。机器够不够聪明,反倒在其次。
共治之难,难在各国站位不同。美国“轻监管、重创新”,却常“先扩张、后补课”;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已于2024年8月1日生效,风险分级、分阶段适用,规范有余而活力承压;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管得太多会否影响创新”尚在其次,能不能接入AI、用得上AI、拥有自己的AI,才是心头大事。说到底,没有主权能力的开放,可能沦为依附;没有国际合作的主权,又可能滑向碎片化。
治理正从倡议走向机制。2024年3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安全、可靠、可信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决议,强调弥合数字鸿沟,并推动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全球对话”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今已从展示模型与机器人的科技盛会,成长为各国共商规则、消弭分歧的治理舞台:2025年以“智能时代 同球共济”为主题,三千余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会上发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提出6项原则、13项行动,并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2026年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治理的脚步开始追赶技术,尽管仍慢了半拍。
面对全球之问,中国的立场清晰:建好自家的防火墙,也参与共建全球的护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中国贡献。中国的“优先序”有三:能力优先,没有自主可控的算力与模型,就没有规则桌前的发言权;安全优先,要防住AI变成失控技术或舆论武器,中国已就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科技伦理审查出台规范,从算法备案、安全评估等角度划出“安全跑道”;公平优先,把开源模型、能力建设、标准协同作为面向全球南方的公共产品,让发展中国家既能“用上AI”,更能“拥有AI”。
共筑防火墙,要有三道防线。安全底线防火墙,对高风险系统建立评测、红队测试、深伪标识与责任追溯,技术越强,越要把责任压得越实;主权能力防火墙,让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免于被单一平台、单一标准“锁定”,主权AI求的是自主可控的底气,并不搞闭关锁国;全球合作防火墙,推动联合国、WAIC、标准组织与企业共建最低安全共识与互认标准,别让全球治理变成少数强国的“俱乐部”。
技术可以跑得很快,规则不能永远慢半拍。AI无国界,治理有边界;智能越强大,底线越要清晰。防火墙的最高形态,是让技术始终运行在人类可理解、可追责、可协商的规则之内。我们筑这道墙,不为挡住未来,只为让未来更安全、更公平、更可持续地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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