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简成车出禁门,诸生带雨入荒村。
周家旧典飘零后,独有灯前照夜魂。
话说第六回中,敦煌石窟封藏万卷,沙中旧纸历劫重明。那是一座被沙风看守的库房。若把时光再往前推,推过汉唐,推过秦火,推到春秋战国的烟尘里,便见另一种藏书之处:屋不甚高,门不甚阔,架上无纸,案头无卷,只有一束束竹简木牍,用绳编连,沉甸甸地叠在一起。
竹简不是轻物。今日读书,手指一划,千页可过;古人读书,须先把一束简牍取下,解开、铺开、展读,再按次序卷束归置。字写在竹上,竹有纹理,刀笔有迟速,墨色有枯润。若绳断简散,篇章便像雨后落叶,须有人低头拾拣,辨章句,排先后。于是“书”在那时不只是一段话,也是一件有重量、有方向、有次第的器物。
周室旧藏,相传有守藏之官。后来传说中的老子,便常被说成周王室掌管典籍的史官或守藏者。此事夹在史实与传说之间,后人难以一刀断定;但这个形象实在动人:一个懂礼制、识档案、看尽兴亡的人,站在旧王朝的书库里,听见车马声日渐稀落。
且把镜头放低些。洛邑城中,宫墙影斜,简册在木架上安静地伏着。守藏之人年纪已长,袖口常沾竹屑和陈墨。他开一束简,见上面记着盟会、祭礼、官职、乐章、世系,字字都像旧铜器上的绿锈。年轻官吏来借文书,问某一礼当如何行,某一名号当如何称。老人不急着答,只把竹简推到灯旁,让他们自己看。灯焰照着字,也照着那些人脸上的焦躁。
这焦躁不是一两个人的。春秋之世,王纲渐弛,诸侯并起。旧日礼乐仍在口中,实际道路却常被兵车压乱。列国争强,卿大夫专政,士人流动,知识从宗庙、史官、贵族家学里松动出来。它本来被藏在王室与贵族的屋檐下,如今被带上道路,夹在行囊里,挂在车后,或藏在胸中,随人入齐、入鲁、入楚、入魏、入秦。
鲁地有一位孔丘,身材高大,行止谨严,却并非刻板无趣。传统叙述里,他好古敏求,整理诗书礼乐,教弟子以仁义礼智。我们不必把所有后世归于他的事业都一概坐实,却可看见一个清楚的转折:学问不再只在宫廷里传递,也在师生之间、旅途之上、课堂之内流动。
孔子授徒,未必有后来书院那样的门额,也未必总有整齐座席。也许只是一间屋,一盏灯,几束竹简,几个年轻人围坐。他问他们志向,有人愿为政,有人愿治礼,有人想问鬼神,有人只想把字认全。孔子有时温和,有时严厉,有时被弟子问得发笑。竹简在他们手里传过,传过时发出轻响,像小小的雨。
那声音后来越传越远。子路性急,颜回安贫,子贡善辩,曾参谨厚。这些名字在史书与传说里明暗交错,未必处处如小说可写得真切,却足以让人想见一个时代:师徒不只传授答案,也传授怎样发问。昔日甲骨问天,问的是吉凶;春秋诸子问道,问的是人当怎样活、国当怎样治、乱世当怎样不彻底沉下去。
在另一条路上,有墨家弟子背着简单行具赶往城邑。他们重实用,讲兼爱、非攻,也讲守城、器械、度量、辩论。墨者不爱空谈,常以绳墨度物,以规矩校正。传说中,墨子曾奔走止战;无论故事细节如何,墨家确曾把知识带到更靠近工匠、城防和民生的地方。竹简上的字到了他们手里,仿佛沾了木屑、铁锈和尘土。
还有游说之士,衣冠或华或敝,口舌却锋利。他们带着策论入诸侯之门,或谈合纵连横,或谈变法富国。有人一席话得千金,有人几番陈说遭冷眼。简册在他们手中不总是经义,也可以是地图、法令、户口、税赋、兵数。知识有了锋刃,能救一城,也能倾一国。读到此处,不必忙着褒贬;乱世之中,书常被人放在案上,也常被人藏在袖中。
战国的街市,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喧闹。有人讲名实,有人论性命,有人谈农战,有人说阴阳五行,有人专研刑名法术。书肆未必如后世成熟,抄写和传授却已使文本流通。竹简从一人到一人,字句便可能略有差异;学派从一地到一地,言说便可能生出枝叶。一本书不是一块冷石,而像河里行船,经过每个渡口都沾一点水痕。
这时,旧书库中的守藏人若还在世,大约会看得眼花。他曾见典章在架上安眠,如今却见它们下了架,坐上车,过关津,入诸侯府,进弟子手。有人敬书如神明,有人用书作阶梯;有人解经以修身,有人引古以夺权。书一旦出门,便再不能只按守门人的意思行走。
齐国临淄,还有稷下学宫的影子。其盛况在史书中时明时暗,然战国诸侯养士、学者聚谈,大体不虚。那里未必像后世大学有严整章程,却有足够多的屋舍、俸给、车马与争论。先生们往来于门下,或高冠博带,或衣履朴素;学生跟在后面,抱简执笔,耳朵忙不过来。今日听一位讲王道,明日听一位论黄老,后日又有人把前两日所闻逐条驳倒。
有个小吏负责收拾讲席。他不懂所有辩难,只知每场散后,地上总有断简、废牍、磨秃的笔和洒出的墨。他把还能用的收起,坏的堆到一旁。某次他拾得半片木牍,上面只剩“名不正”三字,背面却写着米价。小吏看了看,笑着塞进袖中,预备回家给孩子练字。大道理就这样贴着米价,庄严之辞也会与柴米同行。若只把百家争鸣想成高台清谈,便少看了它脚下的尘土。
秦国西陲,法家之书又是另一番气象。商鞅、申不害、韩非等人的思想,或在史传中有清楚踪迹,或经后人整理而成篇章。它们关心赏罚、名分、法令、术势,语言冷峻,少有温柔。可国家机器的冷峻,也是一种知识技术。度量衡、户籍、道路、法条、文书制度,皆需文字支撑。没有书写与档案,再严的命令也会在传递中散乱。
楚地则多云梦泽气。后来出土的楚简、秦简,让今人看见战国秦汉之间真实文书的面貌:法律条文、占卜日书、遣策、书信、典籍残篇,杂然并存。它们不是小说里的道具,而是泥土中醒来的旧物。许多被后世遗忘的篇章,借墓葬之暗保留下来。人原是为死者安置,却无意替生者留了信。
鲁壁藏书、汲冢竹书、郭店楚简、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等后来陆续出土之事,虽年代相隔甚远,却让人明白一个道理:古书并不只在传世目录里活着,也在地下、墙中、墓中、废井里潜伏。传世经典像大河,出土文献像忽然现身的支流,使我们回头重看河道,才知原先以为笔直之处,竟有许多弯。
战国末年,秦并六国前后,又有一桩热闹事。吕不韦聚门客,编成《吕氏春秋》。传说书成之后悬于咸阳市门,言有能增损一字者赏千金。故事未必全如其辞,却极能说明那时代的风气:知识可以由众人合编,文章可以公开求议,权力也想借文字显出自己的气象。那不是一名隐士独坐山中,而是许多门客、笔吏、学者、策士一同在大屋里争论。
想象那屋中,竹简堆得满案。有人主张取儒家礼义,有人推重道家清静,有人言农时,有人言兵法,有人谈音乐律吕,有人讲天文历数。主事者听得头痛,却又舍不得少一门。门外车声不断,门内墨汁渐浓。一个时代的诸多声音,终于被编进同一部书中。它不免有拼合痕迹,正因如此,才像战国。
书籍在这里有了新的面貌。它不是单纯保存旧物,也开始组织诸家,调和矛盾,向政治献策。书不只是库藏,也成了工程。编书者像筑城者,先量地基,再立门墙,还要给不同来路的人留出通道。若章法不成,读者入内便会迷路;若删削太过,城中又只剩一条窄街。
然而书越多,争执也越多。诸子百家并非人人相亲相爱。儒者嫌法家少仁,法家嫌儒者迂缓;墨家讥儒者厚葬久丧,儒者又不喜墨家过于俭薄;名家辨“白马非马”,旁人听得皱眉,却也不得不承认语言本身竟可如此纠缠。思想的热闹,有时像集市,有时像战场。不同的是,兵器伤身,言辞伤旧见;旧见被伤,未必不是幸事。
有一名年轻士人,未留姓名。他背着一束简,走到关口。守关小吏问他袋中何物,他答:“旧书。”小吏笑道:“旧书何用?”士人也笑:“到新地方,才知道旧书有何用。”风从关门吹过,竹简轻轻碰响。他未必能见君王,未必能得官,甚至未必能保住那束简不被雨淋。可只要他走过去,文字便也走过去。
这种走动,使知识有了新的速度。甲骨在宗庙,泥板在王库,卷轴在大馆,敦煌经卷在石窟;到了诸子时代,书与人一起奔波。人辩论,书作凭据;人失势,书随之流亡;人得志,书便化作制度。文字不再只是记忆的仓库,也成了行动的影子。
但竹简仍怕火,怕水,怕绳断,怕虫蛀,更怕人心急。一个字写错,可误一条法令;一简失序,可乱一段论辩;一批书被禁毁,可使许多声音忽然哑下去。后来秦火之说在史书中留下沉重阴影,实际情形历来多有讨论,不宜只作戏文看待。可无论细节如何,政治权力对典籍的爱与惧,从此再难分开。
周室旧藏到诸子出关,像一次漫长的开门。门开之后,有尘土,有争吵,有误读,也有新生。守藏人或许会叹气,孔门弟子或许会整理,墨者或许会量度,法家或许会立令,游士或许会夸张,门客或许会编纂。各人都从书中取火,又把自己的影子投进火里。
本回写到此处,竹简声渐远。再向西方走,便到另一片长夜。那里的人不用竹,而用羊皮、牛皮、纸草残卷与羽管;书被缝成册,放在修道院中,有时还以铁链系住。链声冷,灯火暗,却也有一群人低头抄写,使许多古书穿过漫漫岁月。
正是:竹简出关诸子辩,铁环锁案群书眠。欲知修道院长夜如何抄残卷、寒光铁链怎样护群书,且看第八回“修道院长夜抄残卷,铁锁链寒光护群书”。
战国已随流水去,百家声尽古城空。
残简尚有秦灰在,留向西窗话晓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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