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已经进馆,政策还在门外

Illustration of an open book, balance scales, lamp, flower, and spiral path

图书馆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正在决定它的形象与未来

未来十年,人们判断一所图书馆是否仍有存在价值,未必先看它收藏了多少册书、购买了多少数据库,而会看它能否在机器大量生产答案的时代,继续保证知识有来源、数据有边界、错误有人负责、公众保有选择。

这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向图书馆提出的真正问题。

如果图书馆只把AI当作提高效率的新工具,它很可能沦为技术公司的产品入口:数据库商提供模型,平台决定排序,机器生成答案,图书馆负责付费并向读者推广。如果图书馆因害怕风险而回避AI,它也会逐渐失去解释新信息环境、帮助公众辨别机器内容的能力。两种结果看似相反,最后却可能相同:图书馆把判断权让了出去。

图书馆怎样对待AI,将决定公众怎样看待图书馆。它可以继续是一个对来源、证据、隐私和知识自由负责的公共机构,也可以退化成界面友好、答案迅速、出了问题却说不清责任归属的信息中转站。

差别不在于有没有安装某个模型,而在于有没有能力规定模型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谁来检查,谁能叫停。

这就是图书馆必须制定人工智能政策的第一层理由。政策不是跟随潮流的一份表态文件。它关乎图书馆准备以什么身份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无政策的AI服务,可能怎样伤害图书馆

提供AI服务看起来很容易。接入问答接口,在数据库中增加智能摘要,让馆员用模型起草咨询答复,或者上线一个能够推荐图书的数字人。用户觉得新鲜,管理者看到效率,项目便有了成绩。

风险不会排队等到庆功会以后才来。

它可能毁掉图书馆最珍贵的资产:可信度

大模型会编造事实、混淆出处,也会用十分笃定的语气给出并不存在的文献。个人在网上遇到错误答案,责任关系尚且简单;同样的答案若由图书馆网站、智能客服或馆员账号发出,机器便借到了图书馆的信用。

图书馆不可能承诺永不出错,但它必须能够解释答案从哪里来、经过谁核查、发现错误后怎样改正。没有这些安排,“仅供参考”只是免责语言。公众记住的不会是模型偶尔犯错,而是图书馆把未经核验的内容交给了他们。

信任建立得慢,透支起来很快。尤其在医学、法律、地方史、政策咨询和学术研究中,一个貌似专业的错误答案,足以让图书馆多年积累的专业形象变成一次廉价试验的成本。

它可能让读者隐私从馆门内流到平台之外

读者向图书馆提出的问题,可能暴露疾病、诉讼、政治兴趣、财务困难、求职经历和未公开研究。馆员把咨询记录交给公共模型概括,或者把读者简历上传给工具润色,姓名即使被删去,信息组合仍可能指向具体个人。

生成式AI还会留下提示词、对话历史、上传文件、账户活动和反馈记录。数据是否保存、是否用于训练、由哪些公司处理,往往藏在不断变化的服务条款中。图书馆若没有批准工具、数据分类和输入禁区,所谓隐私保护只能依赖每位员工临场判断。

传统图书馆伦理要求保护读者查了什么、借了什么。到了AI环境,如果图书馆连读者问了模型什么、平台保存了什么都说不清,旧承诺就只剩旧措辞。

它可能改变读者能看见什么,却没人知道谁作了决定

AI摘要、推荐和自然语言检索并非中性窗口。它们会决定哪些文献被优先概括,哪些作者出现在回答中,哪些语言和观点长期排在后面。模型训练不足的少数语言、地方知识和边缘群体,尤其容易在“更智能”的发现系统中再次变得不可见。

这触及图书馆的知识自由责任。过去,图书馆会讨论一本书是否应当入藏;现在,它还要追问一本已经入藏的书是否会被算法系统性地藏起来。没有评估、替代检索路径和用户申诉,推荐就可能悄悄取代馆藏政策,成为一部无人批准的“第二馆藏目录”。

它可能使图书馆受制于供应商

最危险的AI不一定有一个醒目的聊天框。数据库、发现系统、办公软件和安全设备可以在版本更新中加入AI功能。模型由谁提供,用户查询是否被记录,功能能否关闭,算法怎样变化,图书馆未必掌握。

一旦读者和馆员依赖这些功能,更换系统的成本便会迅速上升。平台由此获得的不只是合同收入,还有图书馆的工作流程、用户入口和解释权。没有采购条款、模型变更通知、审计权和退出安排,图书馆会在不知不觉间把知识服务能力外包成一种订阅服务。

届时,图书馆仍然拥有馆舍和资源,却未必拥有服务如何运行的决定权。

它可能把效率留给机器,把责任和杂活留给馆员

AI一分钟生成一篇文字,并不等于图书馆节省了一篇文字的劳动。馆员还要核对事实、检查版权、纠正偏见、解释错误。系统由管理层采购,模型由厂商维护,输出由机器生成,最后签字的却是一线人员。

如果政策只写“使用者对结果负责”,责任便会沉到最末端,而选择工具、配置系统和决定上线的人反而退到幕后。长期如此,专业判断会被压缩为替机器收拾残局,馆员也可能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承担更多不可见劳动。

它还可能带来版权、文化与公平风险

馆员能否把许可数据库全文输入外部模型?生成内容使用了谁的作品?国家馆藏、地方文献和传统文化数据可否用于训练?AI生成的书、图像和音频怎样入藏?这些问题没有一条可以用“技术已经普及”作答。

公共图书馆若把AI设为默认甚至唯一服务入口,老年人、未成年人、残障读者和数字能力不足者可能首先被排除。国家图书馆若用未经审查的模型处理文化数据,错误和偏差可能进入长期保存与国家书目。高校图书馆若只强调学生不得滥用,却不审查数据库商如何使用师生查询,责任便明显失衡。

盲目提供AI服务,风险远不止“机器偶尔答错”。它可能同时侵蚀图书馆的公共信誉、读者权利、专业劳动、馆藏秩序和组织自主性。

这不是技术部门可以独自解决的问题

面对上述风险,最省事的处理方式是要求技术部门加强安全,或者提醒馆员谨慎使用。这两种办法都不够。

技术部门可以检查接口和权限,却不能独自判断一项推荐是否损害知识自由;馆员可以核查一条咨询答复,却无权要求供应商修改合同;采购人员可以比较价格,却未必知道模型偏差会怎样影响地方文献;法务可以审查合规,却不能代替图书馆决定何种服务值得开展。

AI把原本分散在参考咨询、读者隐私、馆藏发展、数据库采购、信息安全和人事管理中的问题压进了同一套系统。只有组织政策能够把这些部门的判断接起来,规定共同底线和决策权限。

正式政策至少应回答:哪些工具可以使用,哪些数据不得输入,哪些场景必须审批,哪些输出需要专业复核,AI参与何时向公众披露,用户怎样获得人工帮助,供应商应当提供什么材料,出现错误后怎样申诉、暂停和退出。

每个问题背后都有一个权力问题。没有权力分配,责任只是劝诫。

教读者使用AI,不等于图书馆已经会治理AI

2022年底以后,高校图书馆迅速推出工具介绍、引用说明和学术诚信指南。这些工作解决了实际困难,也显示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上的反应能力。

但用户指南主要约束读者。它不能决定馆员能否把参考咨询记录交给公共模型,不能代替数据库采购中的数据条款,也不能说明机器生成的主题词经过怎样的抽检。

一个机构可以拥有十分丰富的AI课程,同时没有自己的员工使用规范;可以反复提醒学生核查模型答案,却让本馆智能客服未经专业复核直接回答;可以告诫读者不要上传隐私数据,却不清楚数据库中的AI功能是否保存搜索记录。

这种反差会损害图书馆的说服力。公共教育若没有内部治理作支撑,图书馆要求公众保持的谨慎,自己未必做得到。

国际图书馆界已经从“谈原则”走向“定规则”

国际图联2020年关于图书馆与人工智能的声明,已经把隐私、透明、公平、信息获取和AI素养列为职业议题。[1] 2024年,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进一步提出普惠访问、知识产权、模型偏差和馆员能力等原则。[2]

原则随后进入机构制度。美国国会图书馆公布AI原则和具体使用案例,将元数据生成、推荐、图像处理等项目区分为不同成熟阶段。[3] 2025年,多伦多公共图书馆把公共工具、嵌入式AI和自行采购系统纳入同一政策范围;西雅图公共图书馆则要求免费软件、软件即服务和嵌入式AI接受审批,敏感数据不得擅自输入,对外生成内容须由熟悉主题的员工审核并留下记录。[4][5]

这些政策并不完美,也不能直接照搬到中国。它们至少说明了一件事:负责任使用不能只依赖个人品德。原则需要变成申请、审批、复核、记录、披露和退出。

没有政策,实际是在实行一套坏政策

有人担心,AI变化太快,现在制定政策容易过时;规定太多,也可能压制馆员试验。这些担心值得认真对待。

然而,不制定政策不会带来自由,只会形成一套未经讨论的事实规则:敢用的人先用,谨慎的人承担落后压力;出了成果算组织创新,出了事故算个人失误;供应商决定产品边界,基层馆员负责向读者解释。

这套规则没有经过馆务会,也没有公开征求意见,却每天都在生效。它甚至比一份不成熟的政策更难纠正,因为人们假装它不存在。

政策也不必把所有应用锁进同一套程序。整理公开资料、生成内部讨论提纲,可以简化审批;处理借阅记录、未公开研究、人员考核或专业建议,则应设置高门槛。受控试点可以继续,风险无法缓解的项目也应能够延迟、拒绝或停止。

政策的作用不是替图书馆作出所有决定,而是保证决定有人作、依据说得清、后果有人承担、错误能够撤回。

图书馆正在选择自己的未来身份

生成式AI会制造越来越多内容,也会制造越来越多真假难辨、来源不明、责任模糊的答案。社会越是被答案淹没,越需要有人维护来源、证据、语境和权利。这原本就是图书馆的专业领地。

图书馆若能建立可信的AI政策,它便有机会把传统职业价值带入新的信息环境:帮助公众使用技术,也帮助公众识别技术的边界;采用有效工具,也保留人工判断和非AI服务;要求读者负责,也要求机构和供应商负责。

如果做不到,图书馆可能仍然很现代,屏幕更多,回答更快,演示也更漂亮。只是人们会逐渐发现,遇到真正重要的问题时,它与任何一个商业平台没有多大区别。

图书馆对待AI的态度,最终会成为图书馆自身的说明书。政策写下的并不只是机器的使用规则,也是在回答一个更严厉的问题: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为什么还需要图书馆?


主要资料

  1.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2020). IFLA Statement on Librari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www.ifl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assets/faife/ifla_statement_on_libraries_and_artificial_intelligence.pdf
  2.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2024). Research Libraries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www.arl.org/wp-content/uploads/2024/04/Research-Libraries-Guiding-Principles-for-Artificial-Intelligence.pdf
  3. Library of Congress. (2024).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digital-strategy/artificial-intelligence/
  4. Toronto Public Library. (2025).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y. https://tpl.ca/policies-and-terms-of-use/artificial-intelligence-policy/
  5. The Seattle Public Library. (2025). Library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www.spl.org/about-us/policies/library-us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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